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让孩子读国际学校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让孩子读国际学校？格上理财导读：伴随着“英语退出高考一线阵地”这一大的演绎趋势，许多高中学校比较畸形的“国际班”也将面临政策调整，给中国的语言学习环境以及真正融入国际化教育带来一袭春风。那些多年来一直尝试在中国开辟“真正国际学校”的朋友们要积极迎接这一发展契机，我们曾经探讨过的“国际教会学校”或许也真的要到来了。中国市场需要真正的国际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让孩子与世界同行。


　　近日，在北京北三环边一家五星级酒店，北京鼎石国际学校举办了一场宣讲会。

　　招生主任Rachael Beare用3D效果图向家长们展示着二十公里外、位于顺义郊区的全新校舍。仍在施工中的校园占地超过120亩，配备了为先进的教学设备和空气净化系统，还有哈佛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专门设计的表演中心。这所投资过亿的学校将在今年秋天迎来一批学生。

　　超过100名家长陆续到来，有企业主和外企高管，律师、演艺人士或全职家庭主妇。他们要为即将读小学的孩子选择一所学校。一年22万人民币的学费并不构成择校的障碍。

　　“关键是师资。”一位律师向校长提出疑问，北京空气如此糟糕，“如何才能保证外籍教师不会频繁流动？”她的大儿子在国内的公立学校读完小学和初中后，已在美国开始了高中学业；小儿子则打算彻底离开公办教育体系。

　　“中国教育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在北京一家媒体就职的郭女士也为孩子选择了国际学校。她自己毕业于北大，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了解深刻，“孩子肯定要出国去读本科。”

　　然而，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的国际学校仅指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外籍儿童开办的学校，采取外国学制、使用外语授课。凡中国籍学生，必须接受以国家教育方针为准的“中式教育”。此举被认为关涉国家教育主权，也与中国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定位密切相关。

　　尽管中国在进入WTO之时承诺将开放教育市场，但在基础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部门的态度依然谨慎。到目前为止，当初承诺“有限开放”的高中教育阶段，全国仅审批通过了不到100个合作办学项目；未作承诺的义务教育阶段，更强硬禁止西式教育的输入。

　　政策层面的有限开放，远远落后于中国家庭对国际教育的需求。在2014年，北京教委明确表态暂停公立高中国际部的审批；政策之外，目前大量面向中国学生的“国际学校”“国际班”发展迅速。

　　告别“填鸭”

　　在公立学校和普通私立学校间犹豫再三后，郭女士终为女儿选择了北京鼎石国际学校。

　　她的女儿早在北京海淀一所老牌学校就读。由于学校扩张过快，教学资源被严重稀释，师资也不够稳定，女儿在五年级时转入了海淀区一所寄宿制的私立学校。没想到的是，这所以外语教学为特色的私立学校，有着比公立学校更为强烈的应试倾向。“孩子每天在学校要上八九节课，作业量是公立学校的三倍。”孩子压抑的学习状态，让郭女士对初中的选择非常纠结，直到她接触到国际学校的概念。

　　国际学校语言上的优势自不待言，高比例的外教授课、沉浸式的语言环境，唯一要担心的是孩子的语文能力会否退步。

　　更重要的，是国际学校截然不同的课程体系。以高中为例，目前为主流的课程体系是英联邦国家所采的A-LEVEL课程，和被国际文凭组织所认可的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课程。此外，还有不少学校开设AP课程。这是美国大学的先修课程，较优的高中学生可选修这些大学水平的课程，以增强自己申请时的竞争力，同时由于AP的学分为大多数美国高校所承认，还可以缩短大学时间、节约学费。

　　相较中国学生在高中阶段必修的九门学科，无论A-LEVEL、IB还是AP，都给学生更为广泛的选择。A-LEVEL通常学制两年，包含70多门课程，学生一年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三到四门来学习，二年继续选择三门学习；IB的课程则分布在母语、二语言、人文科学、实验科学、数学和艺术六大模块中，学生必须从每个模块里选择一门课程进行学习。

　　若排除语言因素，仅仅从这些课程内容上来看，似乎相对中国的课程较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课程学起来更容易。一位曾在上海的私立学校学习IB课程的学生回忆，国内的理化训练，往往是让学生学会使用公式去做不同的题；而IB课程中的理化课，则一定要让学生理解一个公式究竟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对习惯题海战术的中国学生而言，后者反而难度更大。

　　在普通中国高中，学习完九门课程（大多数学生在文理分班后仅学习六门课程）几乎就是高中生活的全部。但在IB体系中，学科类的学习仅是一部分。IB体系下，还要求学生完成90个小时的CAS课程，即创新、行动和服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志愿服务，培养团队协作和实践动手的能力；另一门重要的课程是哲学基本课程“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此外，学生还必须完成一篇论文（extended essay），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独立研究。“IB课程更能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的生活。”另一位在香港完成IB课程学习的女生Natalie说。

　　在国际课程体系下，学生的学习方法也与传统公立教育截然不同。“国际学校”大多采用走班制，根据学生具体的学业水平分层教学。与公立学校每天从早到晚安排八到九节课不同，上述上海学生介绍，他少时一天只有一节课，多时不过四五节，大量的时间是学生自己在图书管理阅读、查找资料、团队讨论。“我都不记得自己一学期要做多少presentation。”Natalie说。

　　“这是完全不同于填鸭式教育的体验。”Natalie介绍，国际学校的核心理念便是以学生为学习主体，“锻炼的，还是我的独立工作和思考的能力，以及创新的能力。”

　　“舶来”教育井喷式增长

　　这套“舶来”的教学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存于面向外籍儿童的“外国人学校”，也就是为中国官方真正认可的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其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王国。”北京鼎石国际学校市场及传播总监刘媛从2000年便开始接触国际学校。她介绍，随着持外国护照的中国海归越来越多，这些原本仅接收外交官、跨国高管子女的学校中，也逐渐出现了华裔学生。尽管国际学校不接收中国籍学生，但在五六年前，刘媛便发现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家长到国际学校咨询入学问题。而近两三年以来，咨询人数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国际人才》副主编王鹤霖看来，中国家长的热情，有中国家长固有的攀比心理，也有对应试教育的不满，更因看到了现代社会对国际人才的巨大需求。

　　但满足家长需求的渠道却非常有限。其一，是想办法更换国籍，将孩子送进国际学校。一位曾在北京一所英国国际学校任教的老师告诉财新记者，他的学校里大概有20%的中国学生，他们大多持香港护照就读。尽管并不确定其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香港人，但确实有不少学生是如假包换的大陆人。

　　另一条途径则直接把孩子送出国去。刘媛介绍，留学低龄化已是大势所趋，高中阶段出国读寄宿制学校已不稀奇，初中乃至小学阶段就出国的苗头也已经出现。

　　中国国内早的国际教育市场，便是应留学低龄化而生。较早在中国高中推介国际教育的服务机构狄邦教育集团副总裁杨飞介绍，在2000年以前，拉动高中国际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出国预科班，为那些高考不理想的学生提供出国培训。而逐渐，出国培训的需求之外，“寻求不一样的教育”，成为另一大市场驱动力，完整的英式教育被引入到了中国的高中课堂。

　　几乎垄断了中国优质教学资源的重点高中，从学校声誉、教学改革等多方面考虑，争先恐后地“国际化”。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2009年到2013年的五年间，北京市公立高中所开设的国际班从6个增加到22个。其招生总人数，从2009年的440人增加到2013年的1355人。上海51所示范性高中里，有24所开设了国际班项目。在中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城市，如贵阳、乌鲁木齐、银川等地，也开始设立高中国际班项目。从历年的收分来看，本部与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也在不断缩小。

　　而难以在高考择校率、重点大学录取率上与重点高中相竞争的民办学校，也将国际化作为特色办学的选择。北京一所有着十年办学历史的民办“国际学校”负责人介绍，办学之初，往往是考不上好学校、成绩较差的学生选择国际学校，而现在，尽管成绩好学生的主流选择仍是重点高中、大多数家长也还有很深的学校情结，但优生向国际教育分流的趋势已显现。

　　但仅仅在高中阶段的“国际化”，对一些家长来说仍不足够。他们一方面希望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国际先进的教育，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脱离母语文化。因而，在义务教育阶段，一些以国际教育为特色、兼顾中西的私立学校开始涌现。仅在北京就有十余所这样的学校，上海至少有二十多所，新的学校也还在不断出现。

　　政策门槛

　　尽管市场对国际化教育十分热情，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却始终不甚明朗。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扩大教育开放，已是既定方向。中国在世市之初也明确承诺，将有限开放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和其它教育市场，但对于义务教育的市场开放则没有承诺。

　　2003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进一步明确，中国学校可在高中阶段申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但小学及初中则明令禁止。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介绍，在2013年的两会期间，就有一些政协委员对国际班的发展提出异议，他们主要是从教育主权考虑；另一些反对声音，则认为公办学校办国际部占用了公办教育资源。除了北京暂停审批公办高中国际部之外，上海也在2013年提出公办学校的国际班不得“另行收费”。

　　江苏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方面对高中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要求非常严格，到目前为止江苏还无一所学校通过审批。全国范围内高中阶段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的项目也不到100个。但各地实际开设国际课程的公办和民办学校数量却远超于此。上述江苏省教育厅的相关负责人解释，未经过审批的学校不允许引入国际课程，但可以在完成国家要求的课程和会考之外，增加一些国际特色的教学内容。

　　至于真正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地方教育部门大多也要求其必须开设语文、政治、历史等课程并参加会考。陈志文指出，一些学校对国际课程缺少深刻理解，又想拿国内文凭，不得不兼顾国内相关部门在学校课程设置上的规定与要求，一些学校甚至功利地开设了SAT、托福等考试课程，“整个课程设计就像个大拼盘，不伦不类。”

　　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国际学校”，处境则更为尴尬。一些学校尽管对外宣称以国际教育为特色，但事实上还是要遵循教育部门的规定，完成全部教学大纲内容并参加会考；另一些学校真正以国际课程为主，选择性地吸纳一些中国传统教材中的语文教学内容，学生则又面临没有学籍的问题。

　　这些存于政策灰色地带的国际学校或国际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市场自净，优胜劣汰。一些学校师资不足、课程混乱、收费畸高的问题也时有曝光。“基本的监管，还是应该明确。”在杨飞看来，教育部门在基础教育和高中阶段对国际教育的政策已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他介绍，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随着外资撤离，原有的国际学校出现学位空缺，便开始允许国际学校接收本地学生；进而鼓励本土的教育机构吸纳国际教育的优点，鼓励乃至补贴国际化学校的开设。如2004年，新加坡批准设立了三所可以招收本国人的“国际学校”；韩国2010年在济州岛上设立教育特区，引进西式教育，发展本土的国际化学校。

　　在王鹤霖看来，中国公立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足。当公众还在讨论是否要取消英语高考、弱化英语教育的同时，被忽略的是中国未来社会对国际化人才的巨大需求。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需要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他们需要多方面的能力，包括语言沟通、理解多元文化、终身学习、持续创新等。而中国的传统教育依然以应试为导向，学生普遍缺乏动手和社会实践的能力；无论从小学还是大学，校园文化的多元性都不足。“中国其实需要更大众化的国际教育。”王辉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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