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苦孩子从国际学校走出闪亮人生路

　　一个穷苦孩子从国际学校走出闪亮人生路！国际学校网讯：1996年出生的武子璇总是不声不响，学习成绩不高不低。站在陌生人面前，她甚至害羞得说不出话来。在众人的瞩目中，她缓步走向那架黑色的、闪亮的钢琴，十指抬起，一连串流畅的按弹后，音符从指尖轻盈地流淌出来，她的从容让旁观者察觉不到，她穿着一身破旧的、布满灰尘的衣服。


　　武子璇在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学会了弹钢琴，并且会拉简单的小提琴。澎湃新闻记者 贾茹 图

　　武子璇跟随做建筑工人的父亲在工地的砖块中间长大。2005年，离开老家江苏沛县后，她成了上海30多万随迁子女中的一员，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

　　而在开头那段影像资料里，武子璇还是一支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队的成员，她的歌声洪亮，对钢琴也有特别的天赋。

　　当张轶超组建“放牛班的孩子”时，他受到一部法国电影的启发——影片中，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克莱门特用音乐打开了一帮乡村“问题少年”的心；在现实世界中，张轶超想通过音乐课程帮助随迁的孩子们获得一种美的熏陶。

　　40岁的张轶超是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下称“久牵”）的创始人，从2001年起，这所机构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公益教育服务。张轶超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教高中生TOK（知识理论）课，探讨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在贫穷与富裕之间来回，张轶超试图让前者与后者一样拥有多样的选择。

　　十一年里，一届又一届的“放牛班的孩子”长大：有人留在上海念中专毕业后进入社会；有人回到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还有8个人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出国读书。尽管许多人还在他们的命运轨迹里盘旋，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拥有的可能性。

　　久牵

　　5月底的一天，下午五点多，张轶超出现在大学路上的久牵浦西活动中心。高而瘦的他戴着眼镜，穿一套整齐的黑色西装，内搭浅色衬衫，不扎领带，看起来文质彬彬。

　　久牵浦西活动中心，张轶超在跟孩子们聊天。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他随意坐在弹钢琴的凳子上，跟孩子们闲聊。钢琴上放着一张十年前张轶超跟孩子们的合影，那时的他脸上还透着学生气。

　　2001年，***哲学系研究生张轶超骑着自行车，穿过校区，由国权北路转入废弃的江湾机场，无意间闯入一片外来农民工聚居区，这里有几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学校是在废旧厂房的基础上盖的，孩子们灰头土脸地在空地上跑，看到张轶超脖子上挂着相机，就一个个冲到他面前，摆各种姿势，要他拍照。

　　张轶超组织***学生去学校支教，但课堂上很吵，有人打闹，有人写作业，有人擤鼻涕，还有人在吃东西，只有很少的人在听课。学校的老师，对志愿者也爱理不理，甚至对志愿者纠正孩子们的英语发音不满。

　　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来学校，带了许多文具和一大袋糖果。张轶超把糖果交给校长分发，可当他走出在二楼的校长办公室，只听到身后传来兴奋的喊声：“孩子们，快来吃糖啦！”他转身一看，糖果在空中飞，孩子们拼命地争抢，有人打起来，有人哭起来。。。。。。这个画面让张轶超无法释怀。

　　他在想，这些孩子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他们需要的是较优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张轶超打算开辟新的教学场所，他在国权北路上租了一套房子，作为教学点。“久牵”诞生了。

　　从2002年2月开始，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是志愿者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授，其他所有兴趣类课程，都在“久牵”进行，这些课程包括天文、音乐、绘画、电脑、历史、诗歌、摄影等，张轶超想让孩子们了解更多有趣的事情。

　　端午节，久牵浦西活动中心，孩子们在学习制作粽子。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岔路口

　　据2007年上海市教育事业统计，截至2007年9月，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近38万人，其中初中阶段8万多人。

　　新华网2008年的一则报道援引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的调查称，初中毕业后，有约一半来上海农民工子女留沪跟随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成人中专、技校或其他中等学校就读，另有一半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散落在社会之中，处于就学就业两难境地。

　　姚如惠是久牵的孩子中一批站在“岔路口”的人。1992年出生的她，在7岁时跟随父母从老家安徽蚌埠来到上海。2006年，父母要把读初一的她送回老家——姚如惠的父亲因家境贫寒，读完初中便辍学，一直心怀大学梦，认为考大学才有出路。

　　对于随迁子女来说，从小离家，他们对家乡的记忆非常模糊，老家通常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串地址，只有在需要填写住址信息时，才会翻出来查看。而因为教材版本、教育环境和上海也很不一样，他们回家后通常要经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姚如惠去了一个寄宿制学校，班上90多个学生，每天六点早自习，九点晚自习结束。她成绩优异，中考进入县城一中好的 “火箭班”，但这里课业压力很大，下课后，所有人都在看教辅资料做题目。一次她数学测试考了108分（满分150分），被老师点名批评，直到她下一次考了130多分，才提心吊胆地躲过点名。

　　姚如惠在那里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不怎么跟同学讲话，整天担心成绩跟不上。她很困惑，为什么要回到老家，她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回上海。

　　当姚如惠在高考的题海里奋战时，升入初中的林兰兰，也面临去和留的选择。

　　1995年生的林兰兰是河南周口人。2000年，父母把她和比她大两岁的姐姐林庆庆，比她小两岁的弟弟林创创都带到了上海。

　　爸爸初的工作是收废品，妈妈是保洁员。白天他们上班，怕孩子受欺负，就把他们锁在家里。对面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把沙子石头扔到林兰兰家锅里，三个孩子气得不行。等到父母回家，门一开，林庆庆就冲出去揍对面的男生。

　　姐姐林庆庆读完小学，被父母送到老家的寄宿学校。班上有130多个学生，60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她不仅无法适应那里的教育方式，还水土不服，浑身长痘，得了慢性胃炎，一年后，林庆庆又回到上海。

　　林兰兰成绩较优，小学初中都是班长，父母也希望她可以回家考大学。但林兰兰不想回去，她还是喜欢上海。

　　合唱团

　　2006年，一个跟平常无异的早晨，林兰兰穿着松垮的秋衣，满身尘土地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做完早操，在校长发表枯燥的讲话后，一个年轻的男人突然走上台对他们说，想组建一个合唱团。

　　他就是张轶超，在宣布组建合唱团的消息后，同行的志愿者柯慧捷拿出吉他弹奏起来。从没见过吉他的孩子们，脸上写满了新奇，都跑过去想要摸吉他，新奇感跟“这个合唱队肯定很好”画上了等号。

　　几百个学生排起长队报名，一个个试音，终筛选出36个人。林兰兰、林庆庆都被选上了。

　　多年后，张轶超回忆，组合唱团其实是件“拍脑袋”的事儿。一天晚上，他看了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看完后就有点小兴奋，“哎，办个合唱团挺好。”

　　他给合唱团取名“放牛班的孩子”。每周上两次课，孩子们从发音开始学，张轶超托着腮帮子坐在一旁听，“尽管他们很吵，唱得也不咋地，但很投入很认真”。

　　久牵浦西活动中心，钢琴上放着十年前“放牛班的孩子”合照。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一开始，他也听得头大——这毕竟是一群从没上过音乐课的孩子，张轶超那时心想，怎么唱成这个样子。但两个月后，孩子们越唱越好，听他们排练，变成一种享受。

　　在张轶超看来，合唱团也许不会改变人生，但会让人生更丰满一些。

　　随迁子女的父母几乎都是全年无休地工作，没空陪伴孩子，彼此之间也缺少交流，许多孩子寡言少语，不愿表达，如果父母老师责怪他们，他们寻常的态度就是沉默。

　　玩是张轶超跟孩子们建立信任的方式。新江湾城曾是一块湿地，张轶超带着孩子们去那里抓虫子，鼓励他们带回去养。他还带他们玩藏宝游戏，打羽毛球，抓龙虾，放风筝，探险，看电影，打游戏。。。。。。

　　孩子很容易厌倦，他需要不断开发新鲜玩意儿。他拿着天文望远镜带他们去看星星，带他们到外滩拍摄汽车的尾灯、前灯，教他们如何曝光，拍出漂亮的光带。在姚如惠的印象中，她跟着张轶超走了很多很多路，每天走得脚疼，“我们去江湾镇靠走路，来回要走七八公里。”

　　他带他们去吃沙县小吃，肯德基和高档食物。有些孩子吃了高档食物，会跟别人说：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吃的这个东西多少多少钱。

　　张轶超会教育他们：“我带你吃这些东西不是想让你跟别的小孩炫耀，在我看来，不管是沙县小吃还是几百块的菜，没有任何区别，我只是想让你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性，食物可以做成这样，也可以做成那样。”

　　就在这些细微小事的指点中，孩子们开始认识世界，独立思考。

　　2006年，合唱团在上海电视台参加演出，演出结束后，歌迷把荧光棒扔在舞台上，十岁左右的孩子们一窝蜂冲上舞台抢荧光棒。

　　张轶超很生气，把他们训了一顿，“抢得脸红脖子粗，我让他们去想，为什么要去争抢这些荧光棒？”

　　站在回乡与否的人生岔路口，久牵的孩子们也需要去想很多“为什么”。

　　在大多数随迁子女的父母看来，回乡参加高考是唯一“出息”的可能，但林兰兰没有回乡，她在上海读了中专。基于自我的认识，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这是张轶超在国际学校上的知识理论课的内容，他希望久牵的孩子也能认识和创造更多的可能。

　　出路

　　2009年的一天，张轶超从朋友处得知，有一个国际学校，可以提供免费的全额奖学金，前提是学生足够较优。

　　这个学校就是UWC（世界联合学院），它成立于1962年，吸收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张轶超希望久牵的孩子去试一试，后来王新月、姚如惠和刘燕霞三个同龄的女孩被送到北京免费学托福。

　　那时正是姚如惠高考前几个月，她请了一个月假学托福。班主任觉得她在“瞎搞”，父母也强烈反对。申请UWC时需要班主任写推荐信，但班主任说，这学校是骗子，“看名字大可能是骗子”。

　　在张轶超的建议下，姚如惠还报考了***的自主招生，但“题目超难”，她考得很差；她还尝试直接申请去国外读大学，也失败了。后阶段，姚如惠突然就气馁了，给UWC的申请书写了，却没有寄出去。

　　不够坚定的刘燕霞也没有投递申请书。

　　刘燕霞是重庆人，跟着父母到上海后换了三个小学，初中时，她进了唐镇中学。唐镇中学不仅有上海本地学生，也有外地学生，初一时按成绩分班，刘燕霞成绩年级一，在一班。初二时，考虑到外地学生不能参加中考，学校按户籍分班，刘燕霞就被划到二班。

　　整个初中三年，刘燕霞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一，她还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比如每周去高桥烈士陵园做讲解员。“那时候特别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能上高中，比我成绩差的都能上。”

　　初一刚结束，刘燕霞考察了老家的学校，发现不仅教材版本不同，学习环境也完全不一样。“唐镇有征文活动，但他们只有上课、考试，不能看课外书，我很失望，还是想回来。”

　　三人中，只有王新月一人终投递了申请书。2011年1月，她收到了面试通知，张轶超陪她去北京参加面试。

　　UWC喜欢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王新月跟他们讨论，如果她是政府工作人员，想做哪些事情。在回来的出租车上，张轶超对她说：“你很关键啊，王新月，你肩负着很多人的命运呢。”

　　2011年4月，王新月被UWC录取了。她的成功让久牵其他孩子看到了希望，申请UWC一时在久牵成为“风潮”——但UWC官网上显示，他们的总录取率只有5%。

　　林兰兰原本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是：读完中专先工作，边工作边考夜大。她认为做什么工作没太大关系，只要努力，保持向上的生活状态，就可以在上海站稳脚跟。

　　在中专一年级时，林兰兰首次申请UWC被拒。后来，一个去了UWC的学生回到久牵，分享在国外的学习经历，林兰兰托着腮，满眼的羡慕：“那你就讲一件，在UWC好玩的事情吧。”

　　2014年这一年，久牵有三个孩子被UWC录取，分别去香港、英国、德国读大学两年预科。林兰兰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她的二次申请，她去了英国。

　　选择

　　在王新月被录取这年，姚如惠也考上了安徽大学。

　　进入大学后，她感到有些迷茫，一个月就萌生了退学的想法。姚如惠去找张轶超，张轶超告诉她：“你要退学也没有太大问题，但你前面的努力……你退学之后干什么呢？没有想清楚就不要退。”

　　同龄的刘燕霞这一年进入上海信息技术学校读中专。中专毕业后，刘燕霞经过层层面试，找到一份跟专业对口的公司实习。

　　那家公司很大，刘燕霞喜欢公司自由的企业文化，那段时间，她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转正。

　　但那个寒冷的冬天，她被告知没有被录用，她在租的房子里痛哭不已，“我也知道文凭很重要，有时也会感觉到跟室友的差距，一想到自己的未来，真的会哭。”

　　2008年，张轶超在浦东建了二个久牵活动中心，刘燕霞是唯一一个浦东合唱团成员。下午4点半放学，她跟着张轶超一起，换乘好几趟公交，从浦东坐将近两个小时车去浦西排练。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把久牵当家一样。一开始，浦西的孩子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喊她“浦东的、浦东的！”

　　每周一次的合唱让刘燕霞很期待，“老师会教我们用气息唱歌，五线谱怎么看，拍子怎么打。”除了唱歌，刘燕霞还在这里学英语，上兴趣课。

　　小时候，她曾有很多个梦想。等到长大了，有的忘了，有的没有实现。“接触到合唱我就想当合唱老师，接触记者想去做记者。张老师鼓励我，说这是孩子的天性。”

　　多年后，刘燕霞向记者回忆这些往事时，还会陷入更久远的记忆：

　　2000年，她跟随父母，沿长江坐船到上海。全家人搬了一箱子泡面，在船上吃了一个礼拜。爸爸初在上海做门卫，一家三口就挤在浦东唐镇的一间门卫室里住。

　　在上海生活了17年，刘燕霞看着周围的摩天大楼，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上海，走到哪里都在漂泊。

　　毕业后，她独自在外租房，有时跟父母匆匆见一面，他们叮嘱她好好工作挣钱。“给你养大了，成人了，下面的路就由你自己走了。”

　　实习没有通过，久牵的一位老师推荐刘燕霞去了一家蛋糕店。她在那里负责包装蛋糕，但没多久，她就辞职了。刘燕霞觉得那份工作没有价值，辗转又换了两份工作，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

　　回到久牵

　　2015年，姚如惠大学毕业，回到了久牵。她目标清晰，张轶超曾经带她走过的路，她想循迹前行，如今她是久牵浦西活动中心负责人。

　　久牵浦西活动中心负责人姚如惠在接待志愿者。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久牵浦西活动中心位于***附近的大学路，一百来平方米的屋子里铺着地毯，四周摆着钢琴、吉他、电脑，书柜里有各种书籍，架子上摆满了玩具、桌游……

　　下午三点多，风从阳台上吹进来，林庆庆在客厅铺上瑜伽垫慵懒地躺下，有人在弹吉他，有女生随着吉他声唱起歌来。

　　过去十年，久牵每年接受的孩子大约100人，不断有人离开和加入。某种程度上，久牵就像他们的避风港。林兰兰回国有时就住这里，林庆庆生活不顺时会逃来这里，屠文建中专毕业工作不如意时也是回到久牵。

　　1994年出生的屠文建是安徽霍邱人，5岁来沪，2006年，他成为“放牛班的孩子”的一员。屠文建痴迷于唱歌，小时候梦想当歌星，在合唱队时他当领唱，“觉得我很牛逼！”

　　小学毕业后，屠文建不愿意回老家，他在上海读了中专，但不喜欢学的计算机专业。跟林兰兰一样，屠文建也曾申请UWC，但只申请到半额奖学金，就没去。

　　2013年，离毕业还有一年，他已经修满学分，想早点出来挣钱，经张轶超推荐，他去了一家工厂。原本想去学财务，但去了之后，工厂安排他去流水线。

　　他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修机器，早中晚三班倒。“那班人都比我大，他们想的东西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们都是想赚钱，我是想学东西，但是学不到东西。还要跟领导撒谎，讨好师父，不然待不下去。”屠文建难以融入到工厂生活中。

　　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但在学校没有事做，也找不到别的工作。这里每天加班，一个月可以拿到6000多元，他用“熬时间”形容自己那时的状态，压抑的时候就拿拳头对着墙壁打。

　　两年后，屠文建辞职，回到久牵做会计，一个月工资3500元，但他不介意比工厂低。“这是我的家，我在家里工作，拿3500，已经很开心了。”

　　林庆庆现在在一家教育公益机构工作，每天要陪伴孩子们完成课后作业。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屠文建现在一边工作，一边自考大专，他想继续读大学，也想一直留在久牵，这里让他有安全感。但母亲马绍玲并不满意儿子现在的工作，因为工资不高。

　　他们家靠近宝山江湾镇，是个由仓库改成的房屋，一家住在二楼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一个月租金1100元。家里很简陋，一张双人床，一张上下铺，下铺是屠文建的床，上铺堆满了杂物。

　　屠文建（左一）和妈妈弟弟在出租房里。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马绍玲寄希望儿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屠文建成绩不够好，来到上海后，她又生了个儿子，也在久牵，现在读小学，她打算明年带他回老家读书。

　　“你有想过找别的工作吗？”记者问屠文建。“no！那样的人际关系不适合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在这里自由。”

　　命运轨迹

　　在上海生活七年之后，2012年，读初二的武子璇跟着母亲回到了户籍所在地，江苏沛县。

　　她还记得几年前，离开老家的那晚是深夜，母亲把她叫醒，弟弟在母亲的怀里酣睡，而她困得睁不开眼，拽着母亲的衣服闭着眼睛往前走。

　　武子璇在老家读完了初中，高中。2017年6月，她参加了自己的二次高考，她希望高考后，去外面看看，把握自己未来的路。

　　刘燕霞如今在张轶超所在的学校做实验员，有一个干净独立的办公场所，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希望有一天可以当学科老师。2015年12月，她自考拿到大专学历，现在自考本科，还剩下三门课毕业。

　　刘燕霞在实验室里工作。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受张轶超影响，林庆庆和另一位久牵的孩子侯学琴毕业后都选择做公益。五月底，侯学琴辞去自己毕业后的二份工作，进入一家关于水污染的公益机构工作。“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做得开心就好。”

　　而王新月和弟弟王泽方、妹妹王雪蒙都考上了UWC。

　　从UWC毕业后，林兰兰申请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已经读完大一。今年5月，40岁的张轶超结婚，林兰兰回来参加婚礼。不久后，她又匆匆前往墨西哥参加夏令营，学习西班牙语。

　　2014年，张轶超给林兰兰等四个“放牛班的孩子”颁发了久牵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感谢你在久牵这个家付出的努力与勇气！祝贺你已经拥有自由的灵魂。”

　　林兰兰从张轶超手里领到毕业证时觉得，好像要永远离开久牵这个大家庭，未来的路会越走越远。

　　久牵的孩子们来来去去，但张轶超像大树一样扎在那里。2002年他硕士毕业，公立学校那时待遇好，但他去了私立学校，在学校上课外的时间，都用来陪久牵的孩子。

　　有时别人会问他的父母，你儿子复旦毕业啦，去哪儿啦？在做什么呢？父母感觉受到打击，不知道怎么回答。

　　张轶超为此曾和父母发生争吵，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如今，尽管久牵多次被媒体报道，受到赞誉，但张轶超仍然无法让父母为他做的事情而自豪。“他们会觉得上个电视被采访不是了不起的事情，能拿高薪才是。”

　　久牵的TOK课上，张轶超在给孩子们上课。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5月27日，张轶超在久牵给孩子们上TOK课，他提出一个问题：成功是什么？

　　八个学生围着他，大的23岁，小的在读初三。初三的男孩王振涛不假思索地回答：“久牵就很成功啊，他改变了我们外地孩子的命运。”

　　张轶超望着他，微笑着说：“我们还没有成功。”

　　在他看来，成功是突破自己既有的限制，也可以称之为命运。比如，流动儿童的命运通常是，初中毕业以后读个中专或者学个技术，成为普普通通的技术工人，或者做点小生意，成为个体户。在这样的命运里，他们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更多是为了谋生。“我觉得他只是意识到自身拥有很多可能性，但他依然还在他的命运轨迹里，没有跳出来，他未来还要面临很多束缚和压力。”

　　从久牵走出去的孩子，有人去了UWC，有人考上了大学，还有的人中专毕业。无论哪条路这些孩子都面临需要突破的命运。

　　“去UWC的孩子，只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命运轨道，他们在国外读完大学之后，也会有一条既定的道路，进外企，在写字楼里面工作等等，这又是一个他们要突破的内容。”但张轶超觉得，可以独立地认识这个世界，然后有勇气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在久牵就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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